上海华界的厕所统一交由民营企业出资建造，建成开放后的十年间，除缴纳一定的“清洁捐”外，厕所产权及经营权均归属建造公厕的粪便承包商所有，十年后无条件收归国有。这些公厕的粪便也都是由专门的粪夫挑走。
民国初期，广州有厕所六七百间，但自从开辟马路之后，地价昂贵，厕所锐减一半。并且这些公厕基本是随地而设，由业主与粪便商人自行建筑与维修。1921年，民国政府规定，公厕的建设将以投标的形式招商承建。1928年9月，卫生局规定私有公厕由业主出钱，按照工务局规定的图式进行改建，限一个月内竣工。一个月后业主无钱改建，则粪便商人出钱改建。建筑完工后，从公厕租值中扣除5成作为建筑费，直到扣完为止。自此，算是拉开了改造私建厕所的序幕。
两年后，民国工务局择定中央公园、东堤、西堤二马路联兴街口、永汉南路万福路交叉口等处建筑公有公厕。对私有公厕的改建，则由工务局绘制图式，市政当局令业主修建，限期完工。及至1936年到1938年，广州市内有公厕393间，由裕利公司承办修理，共修理974间次，共用毫券31440元。到日军侵占时期，这些公厕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。抗战胜利后，公厕只剩下了200多间，能符合卫生标准的仅有18间。
新中国：从脏乱差到干净、普及、免费
新中国成立后，城市里的脏乱差成为首要难题。北平刚解放时，城内积存垃圾多达60余万吨，仅是妨碍交通、急待运除的垃圾就有24万余吨。北平平房、胡同较多，厕所的形式大多是“粪坑”，这一类公厕多是露天的旱式公厕，清理粪便靠的是人力背、挨家挨户掏。当时的劳模还有过掏粪工人，例如时传祥，就是每天背着粪桶走街串巷淘粪，“宁愿一人脏，换来万人净”。面对这种情景，进行一次厕所革命，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大事。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北京市政府决定对户厕进行彻底改造，以街坊公厕取而代之，拉开北京市第一次公厕革命的序幕。到60年后期，厕所从平房院内移到胡同里，人工输送的量减少，北京市城区的多数四合院内由旱厕改为水冲式的厕所，也实现了机械抽粪。
20世纪60年代初，北京清洁工人开始采用真空自动抽粪车，用皮管代替人工操作清掏窖式厕所的粪窖
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城市的公厕问题又一次显现出来，这次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统一关注。当时北京公厕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批评和抨击的目标。据调查，批评和抨击过北京公厕问题的新闻媒介约有800多家，报道文章在1万篇以上。曾有外国人形容北京的公厕就是“哭、笑、叫、跳”：哭就是说给臭气熏哭了，笑是指厕所四面无遮挡，很滑稽，叫则是被厕所里蠕动的蛆虫吓叫了，跳指的是厕所脏水直流，怕踩着粪便得跳着走。
这时，北京市开始建立一些高档次的公厕。在1985年第一批新建造使用的公厕中，公厕均是独立式的便器，设立厕位隔断板、厕门，装备了红外线台架式洗手盆、洗手液机、干手器等。
2000年以后，公厕的改革更加注重“以人为本”，提出了“文明、卫生、方便、适用、节能、环保”的指导思想。在公厕建设密度方面规定：繁华街道300—500m、一般街道700—1000m建设独立或附建式公厕。甚至还举办过公厕设计大赛，一起来探讨如何让人们如厕得更加舒服。
这一阶段的公厕改革更加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取消公厕的收费。在长安街一些繁华地段新建立的公厕开始部分免费，这些免费的公厕对于环境仍然保有高要求，还保证必须配备无障碍设施。景区中的公厕更加是改革的重点，除了更加干净舒适外，最重要的就是逐步实现景区公厕全部免费。从2002年3月1日起，北京所有由各级政府修建的二类以上标准的公厕均取消收费，公厕养护、保洁费用由各区县财政支出。
想必如今的中国人出门在外，找到一处免费干净舒适的厕所也并非难事，反倒是曾经领先于我们许多的欧洲，找个公厕就成了难事，不知何故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