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土木堡之变到北京保卫战
正统七年（1442年，明英宗朱祁镇在位），大太监王振获得了皇帝的信任，加之文官集团制衡不够，开始独掌大权，广泛结党，并控制了锦衣卫，成为了开朝以来最有权势的宦官，太祖朱元璋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的遗训早已被抛之脑后，没有得到彻底贯彻。此时，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已经统一了各部落，将矛头再度指向了明朝这个强大的世仇，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是蒙古和明朝的贸易摩擦，也先憋了一口气，打算新仇旧恨一块算。
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，也先率兵大举进攻明朝，朝野上下震动（今时已不同往日，朝中缺少能征善战的将领，大家心里都没底），召集紧急会议，商量应对之策。与大臣们的紧张恐慌不同，大太监王振却表现得跃跃欲试、异常兴奋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民族的利益，却将此次外敌入侵作为展现自己军事能力、满足自己带兵征战夙愿的机会，狭隘的心胸格局令人不齿，注定了今后的命运结局。自知自身能力威望不够，王振成功怂恿了朱祁镇御驾亲征，亲率二十万大军，尽管百官联合上书反对，其中包括兵部侍郎于谦，最终皇帝决定亲征。于谦的直接领导兵部尚书邝埜跟随皇帝亲征，于谦在家主持兵部工作。
果不其然，二十万大军在王振的愚蠢指挥下，土木堡一战全军覆没，明英宗朱祁镇被俘，随军几十位大臣全部被杀，幸存逃跑者寥寥无几，这真是“一将无能、害死三军”。王振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，乱军拼杀中被明军将领杀死（发泄心中的愤恨和不满）。
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回京城，朝野震惊、方寸大乱，有的大臣主张京师迁回南京，有的主张与蒙古和谈，皇帝出征前指派弟弟朱祁钰监国，此时他也没了主见，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，义正言辞地指出，主张南迁和谈的都该被斩首，一旦南迁必将大势已去、难以挽回，要力战到底。于谦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坚定的态度打动了朱祁钰，一致决定固守到底，于谦升任兵部尚书，全权负责京城的防守御敌。
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、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，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，人心惶惶，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。于谦请朱祁钰调南北两京、河南的备操军，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，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，立即奔赴顺天府，依次经营筹划部署，人心遂稍稍安定，但这还不足以彻底稳定军心民心，于谦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在当时那种极为特殊的情势下，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和勇气扶持朱祁钰登上皇位，不为私利，只为社稷，为了击破蒙古挟天子相威胁的幻想，为了凝聚军心民心抗击侵略者。
从征调军队、筹备粮草、军事训练、加固城防、安稳民心，于谦不眠不休、亲力亲为、成效显著。在未兵临北京城下之前，蒙古首领也先还依旧信誓旦旦、自信满满，认为攻破北京指日可待。但决定战争成败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人，是指挥官的优秀指挥，是军人被激发出来的战斗意志。也先兵临城下之际，于谦力排众议，下令军队出九门迎敌，他自己也亲自带兵把守一门，胆怯不出者格杀勿论，随即下令关闭城门、背水一战、已无退路，明军大胜，蒙古大败，得益于于谦的大力整饬和英明指挥，得益于明军的上下一心。北京保卫战为明朝续命，也成就了于谦的光荣和伟大，力挽狂澜者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